生。”（注：转引自萨弗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对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5-176页。）当然，任何人都会有缺点，海德格尔这样一位天才更不例外。但问题在于，他在一味地鼓吹自己的个人主义生存（“此在”）奋进的哲学时忘掉了事情的另一面，即个人对自己的生存所负有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外加的束缚，而是个人生存本身内在的必要条件，即根据自己在“生者”(Seiende)上（至少是在“可能的”在者身上）所体现的效果来调整和反思自己的有限性。相反，海德格尔对于“客观化”和“对象化”采取了一种彻底批判的态度，认为当我们企图在对象化过程中从理论上对人的生存进行把握时，生存的丰富内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注：转引自萨弗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对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9页。）。但如果我不从自己所造成的对象上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又如何能使自己生存的“丰富内容”向自己涌现出来呢？就如一个艺术家，如果他从来不在对自己的作品的欣赏或厌恶的种种体验中去摸索自己的天才之所在，又如何能把自己内心那些美的理论表达出来并使之日益趋向于更加具体和丰富呢？海德格尔（至少在其早期）过分地把“存在”和“存在者”对立起来，过分相信直接“冒出来”的“情绪”（注：转引自萨弗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对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6-217页。），而未想到要以“存在者”的“在场”作为手段对这种存在或情绪加以怀疑性的再反思。他以为，只要他回到“此在”的最内在的直接性（回到“事情本身”），他的反思就一劳永逸地完成了，以后的事情就只是从这种既已达到的“本心”出发去义无反顾地实现自己的“可能性”了。所以，凡是挡在他的“此在”道路上的障碍，他都将毫不留情地“横扫”。

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永远只是检讨自己离赤子原则还有多远（其标准不是天真的儿童，就是无知无识的老百姓），而一旦相信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本心、真心和童心，最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也会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来。

那些至今还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的日本人，多半都是些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自以为内心这种最纯洁无私、最崇高的原则出发（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高的原则）就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想到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极为普遍的人格状态，这就是我曾在许多文字中已指明的那种“赤子之心态”，即认为自己只要一次性地从自己的“赤子之心”出发，就永远也不会错，所有的错误都不是由赤子之心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于对赤子之心的回归还不够彻底，还不够“赤”。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永远只是检讨自己离赤子原则还有多远（其标准不是天真的儿童，就是无知无识的老百姓），而一旦相信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本心、真心和童心，最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也会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来。所以一提到文革或其他任何灾难性的行动，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我的“本心”、“出发点”是好的，事情办坏了总是由于外在的别的原因，如受到小人欺骗、挑拨，“历史的误会”，自己的没有经验、“太纯洁”等等，总之是不必由自己负责任。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装傻（“大智若愚”、“难得糊涂”），也许真的是想使自己回到儿童或半痴呆状态，为的是逃避自己内心的责任和痛苦。其实不光中国人，日本人也是如此，那些至今还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的日本人，多半都是些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自以为从内心这种最纯洁无私、最崇高的原则出发（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高的原则）就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所以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很有可能卷土重来，正如中国“文革”也可能用别的形式再次发生一样。今天还有不少很有思想、很有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鼓吹文革中的某些“好的东西”（“红卫兵精神”、“朴素的阶级感情”、“道德理想”等等）不能丢，我们怎么去谴责日本民族对当年全民为之倾倒的“大和精神”和太阳旗的怀恋呢？“大东亚共存共荣”不也是一个使无数热血青年赴汤蹈火的“理想”吗？海德格尔哲学在二十年代就在日本风行，八十年代又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实在因为这种哲学与东方道禅精神太相似了，无怪乎海德格尔对老子那么感兴趣。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不重视可能性的，可能性无非是现实性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则要“齐生死”。中国人视“贪生怕死”为怯懦，殊不知要承担起对死的恐惧，不回避、不自欺，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但这种相似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其实又是很表面的。海德格尔的回到本心和“此在”，决不是要逃避责任，而正是让自己的本心承担一切可能的责任，虽然对于有哪些责任将要承担他并没有、也无从深入考虑（因为他太忽视“存在者”）。在他那里，“此在”并不是虚静无为的出世心态，而是“在起来”、“绽出”、“操心”和“沉沦”的入世活动。禅宗也讲入世修行、内在超越，但并不以此来体现此在的时间过程，并不在时间中展示此在的丰富的可能性，勿宁说它取消了一切可能性，只承认“此”的静止“在场”的永恒现实性。一般说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不重视可能性的，可能性无非是现实性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则要“齐生死”。中国人视“贪生怕死”为怯懦，殊不知要承担起对死的恐惧，不回避、不自欺，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没有对死的恐惧，人的生存就没有超出现实性的内在动力，就像一个被注定了的物，丧失了一切本已的可能性。中国人的这种对死亡遗忘获得了某种自欺性的满足和内心的宁静，他不需要自己去努力创造什么，顶多只须配合“天命”而充当“替天行道”的工具（如儒家），人人都可以为自己一生没有干什么而“问心无愧”、自得其乐（“孔颜乐处”），这就叫“守静抱一”、“安身立命”。相反，海德格尔与这种自欺的平静、这种骨子里是趋炎附势（哪怕打着“天道”的旗号）的奴才哲学是绝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