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其他民主制，只要能确立宪政体制，就应该发生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历史的特殊性和文化传统的顽固性，使这宪政理想化为乌有。19世纪后期到整个20世纪，中国最激进、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启蒙国人思想的进化论，即使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也掺进了强烈的自然和生物进化论色彩，反而选择性地丢弃了其原有的一点点人道主义，走上了批判和破坏一切社会之中。鲁迅与其他进化论者有一点不同，即他对现实的全盘否定态度，把进化的希望留给了未来。他早就看出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遵守人类进化原则（与自然进化不同甚至相反），人类社会的优胜劣汰只不过是有待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于将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对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他毋宁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了未来，使之成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信念。但现实最终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旧的轨道，一切都是老样子，甚至在邪恶和原罪的带领下，“进化”变成了优（文明、和平）汰劣（野蛮、暴力）胜。这样，鲁迅的思想就从进化论的藩篱超越出来，更多地带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文化传统归结为“吃人”二字，并劝青年不要读太多的中国书、要多读外国书，要先接触外国人的眼光和方法，才具有抗拒传统毒素的免疫力，他认为他对青年建议，“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激愤之词” （写在《坟》后面）。

鲁迅把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概括为两个交替循环的时代：一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灯下漫笔》。他对传统文人的评价是：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他的原则是：“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针对今天的国学热和保守主义思潮，鲁迅所批驳的当时“爱国论”五大论点至今还流行着，他们是：一、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二、外国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三、外国的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四、外国也有叫花子和臭虫等；五、中国就是原始的和野蛮的好。鲁迅指出，前面几条都不值得一驳，惟有最后一条最令人“寒心”，因为它说得更“实在”，承认事实的同时却仍然说“好”，这是《水浒》中牛二的态度。国人至今仍无是非心，于今尤甚。

看来，鲁迅是注定还要孤独下去了。

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

谈人文精神和价值重建，绕不开一个.”五四”，一个鲁迅。当前许多人对“五四”很反感，说鲁迅太偏激，以为可以用两三句话就把这段历史打发掉.回到传统去吃那些发霉的‘.资粮”，这未免太天真，也是中国文化人“没出息”的表现。不过，对‘.五四.’和鲁迅也确实应该重新作一番考察，尤其在今天，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究竟什么是鲁迅思想的精髓，是一个重新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大问题。

一般认为，“五四”精神的主题是科学和民主，其现实目标是启蒙和救亡。这些都并不错，但都是表层次的，都未超出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例如，它们都可以转化为中国士大夫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的理想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偏离开自己本身的哲学和人道主义根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那些急先锋们(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等)没有自觉到的潜意识结构，他们几乎人人都是那么慷慨陈辞，对传统弊端痛下针贬，同时感到自己内心的光明磊落、优国优民和道德上的高尚境界。这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是鲁迅。鲁迅早年也是医学救亡(后来是文学救亡)的信徒，曾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宣称“我以我血荐轩辕”。自《狂人日记》出，思想大变，从救国落实到救人，从救人更落实到了救未来之人(“救救孩子”)，而对当世之人，其中也包括自己，则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一种类似于西方的“原罪意识”(“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

其后，《阿Q正传》、《伤逝》、《风筝》等等，无不渗透着一种深深的忏悔意识和原罪意识，表明鲁迅和其他那些“五四”精英分子不同，他的内心不是一片光明，而是一片黑暗。然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到鲁迅的这一层。例如，没有人把阿Q理解为鲁迅对自己沉痛的自我解剖，总以为他在影射某某论敌，或是悲叹某个“贫下中农”的命运。我以为，鲁迅的真精神不是别的，而是这种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抉心自食”)。鲁迅晚年对周围几乎一切人的揭露和攻击，固然有其性格上的原因，但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恰好在于，这些人全都没有忏悔意识，全部自我感觉良好，鲁迅的忏悔则被误解为一种怪癖和阴暗心理。我们今天对“五四”精神的理解若还停留在“反传统”上，则仍是一种肤浅的理解。有置身事外的反传统，也有鲁迅式的自我批判反传统，后者涉及反传统这一立场本身的根基，前者则仍立足于‘治国平天一”的政治实用主义传统。由这一立足点出发，文人们当然可以一会儿.喊出一些激进的口号，一会儿看看不行了，又主张回归传统。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是这么回事，他们对“五四”的批评纯粹是技术上和策略上的，他们的方向没有任何“创造性”，不过体现了传统本身固有的惰性。这种惰性我称之为“文化恋母情结”，即总是要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好比一个孩子已长大了还不愿断奶，导致营养不良。我们看到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像是些孩子，他们也自认为是孩子(赤子、童心等)，有一种自我纯洁感或“自恋情结”，谈起“道德境界”来好比在做白日梦。鲁迅早已看出中国人精通瞒和骗的艺术，尤其是自欺、伪善。我们所谓“新批判”主要是针对这一古老传统的，其特点是:1.不是强加于人的“大批判”(如文革)，而是每个人的自我批判，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