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想过。当时的知青们纷纷去学一门手艺，有的还赚了大钱，我却一直当了十年农民，返城后又去干最粗笨的体力活，挑土和搬运。这也是我的自由选择，它符合我自己的生活准则和安排：体力劳动既锻炼身体，又休息脑筋，还接触社会底层。我很满意于自己的设计，以致于后来单位领导要把我从搬运工调到办公室搞供销，被我断然谢绝了。我非常从容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自己的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因为1976年以后，许多书慢慢开禁了，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其效率非常惊人。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哲学功底，它使我的理解力和分析综合能力大大提高，能迅速把握事情的本质，看起书来往往一目十行。尽管如此，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我还是很费了一番踌蹰，是报考文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由于对最后这门学科我学得最系统、最有把握，从可能的实际效果考虑，我才选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记得那天从水电安装公司下了个早班，一身灰土地去省招办拿了张报名表，骑车回家的路上，夹在车后的表掉了，后面两位女士拣起来交还给我，还没等我走远就在议论说：“哪里考得取?”我心里想，我要考不取，天理难容!
但毕竟，因父母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已上了录取分数线，并去北京顺利通过了复试，在政审上仍被卡了下来。我的母亲十分伤心，但我自己倒并不感到特别遗憾。因为这时，我填报的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的陈修斋先生收到了我在报考的同时给他寄的信和两篇论文，给我来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自学成绩。后来知道我因政审落选，并决心明年第一志愿再报考他的研究生，又来信再三勉励我。他说他不担心我的专业和基础课程，但要注意外语的准备，我原来考的俄语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西方哲学用得较多的是英、德、法语，最好能在这几门中选一语种，打一点基础。我当时憋着一口气，瞄准了我认为代表哲学最高水平的德意志民族的语言，找了一位学过德语的老先生请教，用8个月的业余时间苦学苦练，后来居然以高出分数线10分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考试。我把这种超常发挥的学习能力也归功于我对哲学的领悟，因为根据现代哲学的观点，学哲学也就是学语言，哲学功底对语言的掌握肯定有极大的帮助。
在准备期间，陈修斋先生和他的搭档杨祖陶先生还将他们主编的《欧洲哲学史(试用稿)》寄了一套给我，一是供我系统地复习，二是也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看完后一下子提了七八条意见，其中主要的如“奴隶阶级有无哲学”的问题，我认为像“伊索寓言”、希腊神话这些都不能算是哲学，哲学要讨论思维和存在的问题，奴隶阶级由于其地位不可能提出代表自己阶级的哲学。其他还有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我认为贬得太多，哲学史成了阶级斗争史，而不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不料这些随意而发的意见正合陈、杨二位先生的意，在回信中得到陈先生的高度赞赏。后来我才得知，陈先生1957年和贺麟先生正是因为肯定唯心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积极意义而受到打击迫害，杨先生1971年则因坚持“奴隶阶级没有哲学”的实事求是立场而遭到非难，他们所编的这套“试用教材”并不完全反映他们本人的观点。
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是我人生命运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哲学不仅是我的爱好和生命，而且成了我的职业，我的谋生之道。但我并不因此而看轻我的哲学，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只是条件更好了，时间更充分，可看的书更多、甚至太多了。1982年毕业留校后，我仍然像在农村和当搬运工时一样，争分夺秒地搞我的学问，并在导师的提携下，没费什么事便连连破格被提为副教(1988)和教授(1989)，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3)。这以后，来采访的记者多起来，有电视台的，杂志的，还有作家。我对他们说，你们采访我肯定得不了奖，我没有什么“事迹”，只有思想，你们不要思想，只要“事迹”。他们每个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自学成才的?我说“自学”二字首先不通，学习不可能是“他学”，本来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自己不学，如何能叫做“学”?一切学习都是自学，与电脑不同，人的本性就在于有自学能力。高级计算机也有学习能力，但那毕竟是人预先安排好的，是“他学”。其次，什么叫“才”?才者，材也，栋梁之材，可用之材。然而，我学的是哲学，哲学和哲学家并非可用之材，非但无用，而且还要拿钱来养活。但正因此，哲学体现了人的本质，即人最终说来不是工具(材)，而是目的。当今哲学误把自己当作某种工具，哲学瞧不起自己，也等于人瞧不起自己。
可以说，我学哲学决不是为了要“成才”，而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否则我不可能坚持十几年无功利的学习。因为“才”(工具)不用就无意义，就会是“怀才不遇”，而我的哲学即使一辈子不被“用”，对我也有最高价值。所以我的自学整个充满了乐趣，并无一点勉为其难或卧薪尝胆、苦修苦炼的感觉(虽然客观上看条件很苦)。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话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负有天降之命或历史使命的志士仁人发愤图强，成为伟人和圣人，但用在我身上却不恰当。我只是一个普通平民，没有多少使命感。我学哲学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由此而产生出对自己个人即对这点兴趣的责任感，要把它实现和完成。当然，有些兴趣多半是天生的，如对音乐、绘画的兴趣，但没有人生来要当哲学家，对哲学的兴趣多半是后天的、社会性的。但社会性属于人的本质，每一个还保留一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人，都多少有一点哲学。一般说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就是哲学兴趣的根源，不作任何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