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6 章(1 / 1)

新批判主义 邓晓芒 2000 汉字|0 英文 字 27天前

但是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我们认为虽然美国打伊拉克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是反对的,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我觉得是对的。

包括朝鲜,当然看起来无害,但是他整天在那里穷兵黩武,总想要挑起什么,这个就很危险。

其实中国人也不希望朝鲜搞核武器,希望朝鲜半岛保持一种无核状态。

因为谁知道呢,他手里一旦有了核武器,说不定一时兴起就给你扔一个,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美国当然也有核武器,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他打伊拉克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花大量的美元去研制精确制导炸弹。

这个跟那些恐怖分子就大不相同,那些人就是要造成大量的伤亡,死的人越多越好,不管是军事人员还是无辜平民。

所以如果不能消灭核武器的话,我们还是宁可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这些“负责任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不想看到恐怖主义者或者恐怖主义温床的国家拥有核武器。

这两个原则你可以选择一下你愿意要哪个,一个是启蒙理性之上的原则,一个是前启蒙的原则,如宗教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原则。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比较能够接受欧美的启蒙理性原则,觉得这个原则还可以保持一个基本的和平环境,至少能够给和谈、对话提供一个基础。

事实上大家也在这么做,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谈判虽然不断地为情绪化的东西所中断,双方打来打去,但大家都意识到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靠谈判嘛,谈判就不能讲情感,要讲理性,不然谈个什么呢?大家都打下去死光了算了!但是还是有些老百姓他愿意活啊,他们不愿意像哈马斯那样。

其实哈马斯已经不得人心了,阿巴斯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就是他代表了老百姓的这样一种倾向。

这种倾向从哪里来?从原教旨主义那里是得不到的,只能够从西方价值那里找到。

所以西方人他认为这是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没错,他是普世价值。

不管你对他采取敌对态度还是友好态度,你将来你总要按照这样一条价值观来和他进行谈判,哪怕你是敌人,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上面来。

这才叫公平,你要活别人也要活嘛!美国他也不是就占领了伊拉克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土,他还是让你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定了就走嘛。

当然他有他的利益,我们不能太天真,但是大的原则他是对的。

学生四:邓老师您好!刚才您说到文化之间的互动,讲到美国宣扬儒家思想,然后到中国就批判传统文化。

我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借助于方鸿渐这样一个形象,讽刺他在大学里面读不了什么课程,转了很多系,最后去留洋是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留洋的。

但是钱钟书先生说,恰恰是学中文的学生留洋是最合适的,因为其他自然科学都是舶来品,已经都洋味扑鼻了,只有学中文的留洋才有助于文化的互动和交流。

我想听听您对钱先生这种论调有什么看法,结合到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

谢谢!

答:这个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状态,就是说中国人在国外能够干得出成绩、能够被美国人承认的,在美国造成大的影响的,大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比如说杜维明啊,陈荣捷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美国也是教科书,几十年都是教科书,很有名。

所以中国人到美国去、到西方去,这不失为一条成功的捷径。

我们在其他方面很难说自己是世界一流,但是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嘛!林语堂写了《道家的女儿》,轰动一时,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他确实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填补西方文化的空缺,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有的人觉得这种做法显不出中国人的能耐,有取巧之嫌。

例如陈康先生就认为,如果你只能到雅典去演武艺,到斯巴达去演悲剧,那个不算什么本事,因为雅典的武艺本来就不如斯巴达,而斯巴达的悲剧也不如雅典。

他认为只有中国人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讲得让西方人口服心服,这才是中国人的能耐。

陈康就是这样,陈康在西方讲亚里士多德,这个是西方人也承认的。

他学了好几门外文,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文,他全学,这个是西方人也甘拜下风的,他的书西方人做学问也要引用的。

所以他讲中国人要显真本事,要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让西方人服气。

当然一般讲这是一种苛求了,我们一般人到了外国首先要谋生,你要当教授,要让别人不能取代你,谈何容易。

所以一般的捷径就是到西方讲他们没有听过的东西,我有一个同学在新西兰开了一门课:“孝道”,那些讲英语的外国大学生趋之若骛,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人跟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是这样。

他们是18岁就赶出门了,赶出门就不回来了,几年以后才来一封信。

他们就是那样的社会,搞久了以后觉得很空虚,觉得家庭还是应该有一种其乐融融的关系才好。

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在西方很受欢迎。

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当它走向一方面的发展了以后,它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它回过头来在以往的东西里面,在过去的东西里面,它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因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刚才讲的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就是中国人在西方讲西方文化不容易,西方人在中国要想讲中国文化也不容易成功。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在文化互动中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必现在就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超过西方人,但是我们将来也许可能做到这一步,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能够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讲进来,让西方人觉得我们的讲法不仅很专业,而且有新意。

这样就有可能实现陈康所讲的理想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做得要“让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恨”。

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现在还只能到西方去卖中国的东西,回到中国则卖西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