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经济发展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人的素质本身还得人自己去努力提高。这些说法，都是遇难而退的讨巧说法，不足为驳，此种现象只能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素质太低，自我反思能力太低，纯粹知识分子的人数太少。
邓晓芒先生认为，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来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从层次上更深入一些，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再只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那些人文性的东西，如对人性的思考，对精神彼岸的追求等等，在邓晓芒先生敏锐的眼光看来，这些东西看起来一点也不实用，但却正是那些实用的典章制度得以运行的条件。
邓晓芒开始尝试着从鲁迅的资源这里引出一条路来让自己走得比鲁迅更远，他在《灵之舞》里力图把这一代人所经历、所感受、所思考的事情用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用抽象的逻辑体系，从自己亲自体验的哲学处境出发，到日常生活世界去发掘国人的灵魂借以展示人的生存状态。书中选择真诚、虚伪、自欺、羞愧、孤独、自尊等作为谈论的主题，立足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体验，将人心的基本处境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描述。邓晓芒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不拿深奥的理论唬人，而只是想要提供一个当代国人对自己的内在灵魂进行“反思”的实例。而在《人之境》里，邓晓芒偏重中西文学形象的比较，从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与西方类似形象的比较中发现国人人格的盲点。在《灵魂之旅》之中，邓晓芒对90年代中国文学进行解读，指出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没有创造一种新人文精神的能力，脱离了既定的精神格局，堕落成为一种仅供人消遣的文化快餐。前者缺乏精神的原创性，是对现实中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的鼓吹，后者陷入道德政治的狂热之中。
邓晓芒认为，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正在于走出王朔等人所代表的文化幼稚病：自然崇拜、赤子崇拜和大众崇拜，而努力探求和建立一种成熟的独立的个体人格。只有对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谓“圣人之德”）来一个自我否定，才能为新型道德（“小人之德”）开辟道路 ，才可能建立起现代社会的新人文精神。从个人来说，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不再体现为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本着一片赤诚之心为社会提供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而是体现为对自己的“本心”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为此，邓晓芒提倡“新批判主义”，它是从现实出发，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深层次的批判和反省。鲁迅虽然最早也做过这一工作，但还只是国民生的批判与改造，邓晓芒则是要从国民性问题入手而进入到人性批判。特别指出，国民性批判毕竟有这样一个局限，即以为通过这种批判可以改良国民性，重新成为好人，保持住纯洁无辜的“本心”。但是，鲁迅以后看到的却是进化论的无用。邓晓芒所谓的人性批判则不是要通过一代或几代人来改良国民性，而是要建立一种原罪意识，即意识到人性本质上的恶，忏悔和反省是每个人永远的责任。在对鲁迅早期作品《文化偏至论》（1908年）的分析中，邓晓芒指出了鲁迅早期思想的矛盾。认为，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本来是靠一种超越世俗的彼岸信念而结合成一种普遍的独立人格的，但在引入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彼岸信念的文化中来时便解体了，个人主义被理解成中国传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士风度，失去了普遍性，人道主义则被理解成中国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人主义，失去了独立个性。这使得鲁迅的这一矛盾无法调和，必然在内心极端痛苦中导致自己和“生命从速消磨”的悲剧。邓晓芒举例指出，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是一种极其幸福、极其温顺的阿Q哲学，即“精神胜利法”；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永远的自我怀疑、自我审视和自我超越，以尼采为例，笔下的“疯子”充满着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极端痛苦的追求，这种罪感和这种带罪超越感是庄子绝对没有的。邓晓芒指出，鲁迅的内心痛苦并不是来自于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而是来自于在强大的传统及世俗压力下不能或不敢将自己的真心敞露出来，即来自于无法做到自我肯定、自满自足。
传统是什么？摩罗说的好，随着时间的推进，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这些外部演示的传统正在不同程度的渐渐消失，可是对于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的欣赏、崇拜和玩味却成了人们体现文化品位、维持文化认同的最后的堡垒和图腾。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最有吞噬力的精神黑洞，无数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都不幸栽倒在这个黑洞里。这种精神空间十分狭窄。 精神色彩单一，被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腐蚀了灵魂、被权术、暴力、奴役、仇恨扭曲了神经的生活，——这样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依然持续地存在着，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发生改变，很难说我们已是现代人了。是的，传统已融入到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了，融进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中了。早在1988年出版的《耻辱者手记》里面，摩罗表达了某种自审和忏悔的企图：“我活了这么多年才知道实际上一无所赖，也就是说，原来我是个无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非人……我的写作乃是表达一个清醒的无赖对于生命这个地狱的惶恐与恐惧，乃是展示一个清醒的无赖自身生命的罪恶与耻辱。”应该指出，摩罗停留在狂人式的“罪的自觉”和“个的自觉”里，停留于发现国人思维方式缺乏超验之维的尴尬里，未能沿着忏悔的宗教情怀再向前走一步。90年代以后，摩罗有了觉悟。摩罗一直直面着他对人的失望，他对耻辱意识的挖掘与批判凸现了内心的绝望，对整个世界的绝望，渐渐开始扩展视野，向佛陀基督寻求精神出路和信仰支持，这与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沉浸于孤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