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东渐史》里面讲的。

他还说：“由于翻译这本书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学术的动机，所以在翻译上它不是赫胥黎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把它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当然我们通常认为，他这样一种做法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忧国忧民的理想的。

但是你在研究它的时候，实际上考虑的还是怎么样有利于国家的前途发展。

从主观动机的出发点来说，我们都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呢，它不是忠实的、原原本本的译本。

他甚至于把其中原来的、本来包含有的关于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的确定性等，这样一些具有哲学本体论层次的部分全部删掉了。

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空谈，没有用的东西，他把它们都删掉了。

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这些东西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的这个翻译完全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信、达、雅”，特别是“信”。

他讲这个翻译的主要、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信”，放在第一位，但是他自己的翻译把西方人看来是最重要的部分、形而上学的部分，全部删掉了，恰好不可“信”。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明显，他在翻译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他重视方法论，但是呢他忽视本体论。

方法论他还可以接受，他把西方哲学仅仅看作方法论。

但是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他不愿意译出来，没有兴趣，所以他还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

而且更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并且像斯宾塞那样把它转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来做一个类比，那么它就只是一条客观的原则、客观的自然原则，从这条原则里面将会推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劣等”民族应该被淘汰，也必定会被淘汰。

物竞天择嘛，我们既然是“劣等”民族，我们被淘汰就只能认了。

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是要被淘汰嘛，这是自然规律啊，你能违抗吗?这当然是严复所不能接受的。

相反，他之所以翻译达尔文的学说就是为了激发中国人的一种危机感：我们将要灭亡了，我们该怎么办?你如果得出一个“劣等民族必须被淘汰”这样一个严酷的结论，那你不是适得其反，和你的这个初衷完全相悖了?所以他解释，如果仅仅是那样的话，那就只是“任天为治”、随波逐流、任其自然，该淘汰就被淘汰，这就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了。

人家本来就强，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该把我们灭亡。

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这样的，他把进化论理解为一条主观的实践原则，来激发中国人的危机感，那么呢就能使中国人起来“与天争胜”。

一个是“任天为治”，一个是“与天争胜”，争强，要自强，在这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面前，严复选择了后者。

如果你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那只能够任天为治，灭亡是必然的，这是自然规律。

但是严复不是从客观自然规律、不是从理论这个角度出发，而是从实践这个角度，立足于实践。

就是说我翻译这个东西不是要说明我们中国人该灭亡，而是说明我们中国人为了能够不灭亡你就要努力适应时代的要求，适应进化规律，你就得自强、就得奋起。

这是他翻译进化论的伦理原则、伦理的立足点。

他有一个伦理的立足点，不是说完全客观地、科学地介绍西方的思想，而是一开始就有一个伦理的立足点，要激发国人起来抗争，发挥积极的作用。

所以他的翻译仅仅是在政治伦理方面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已。

当然我们今天对他的评价呢，还是正面的评价，就是说他当然只能这样，否则的话难道说我们中国人就该灭亡么?肯定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一来达尔文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就被模糊了，就被掩盖了，肯定是这样的。

你要激发中国人的一种志气、自强，那么你就不能那样客观地、科学地、原原本本地把西方的什么东西都吸收过来，你必须有选择、有挑选、有评论、有取舍、有改造。

所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不仅在翻译的时候删掉了一些东西，在行文中间他也有不忠实于原著的地方，它是经过改造的、适合于中国人需要的、适合于严复对中国人的需要的理解的。

所以他翻译的《天演论》与其说是赫胥黎的原本，不如说是严复所创造出来的，是他的一种创造和借题发挥，是他结合赫胥黎的一种观点来重写的。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以当时时代的紧迫任务来为他进行辩护，就是说救亡图存，他当时这样做当然是对的，应该是对的。

如果是任天为治，那样客观地翻译过来那将会是什么效果呢?那肯定是消极的后果，我们今天评价他当时那样做是对的。

但是，我们今天决不能够把那样一种方式当成我们今天一般的、正常地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有那种亡国灭种的危机了。

我们当然还有危机，但是是另外一种。

它不是这个层次上的危机，已经没有必要用一些自造的幻影来蒙蔽国人的眼睛，激发我们的志气。

而且我们国人的志气为什么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自欺的方式才能被激发起来，这本身也是值得反思的。

如果你把客观的东西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来，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丧失信心了，中国人承受不起科学、承受不了真理，只能够自欺，这个也是我们传统中的一种弊病，这种国民性也应该反思。

我哪怕认识了残酷的真理，我也能够承受得起，这才是一种比较坚强的国民性格，当然这种国民性格今天还有待于我们去塑造。

这是严复的一个例子，这就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错位，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是在另外一方面，跟严复所采取的立场呢，是很不相同的，把他跟严复做一个对照很有意义。

王国维的立场也是介绍西方哲学，但是他的立场比严复要高一筹。

在哪方面要高一筹?王国维向西方学习康德和叔本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