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

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我们看不出它有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坏的。

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的好的效果和坏的效果是由什么东西、按什么标准来评价的呢?如果深入到这一层，我们就发现，其实它的标准是在学习西方文化之前已经既定了的，也就是说是传统的。

我们评价一个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的好坏标准依然是传统的标准，那么你按传统的标准，当然你从西方人那里拿的东西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肯定就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格格不入很可能产生的是一个“不好”的效应，哪怕仅仅是“看不惯”的效应，我们就对它有“不好”的评价。

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就是说把任何学说和理论都放到眼前的实际后果中，并且用以往的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其好坏。

这种思维模式、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

例如在先秦，就有墨子提出的三表法，所谓“三表法”就是三个标准，我们看待一种学说、一种理论或一种政策有三个标准：一种是看它符不符合先王的圣人之言；一种是看它符不符合当下的经验；再一种呢是看老百姓怎么说，这个对人民能不能带来利益，按照老百姓的评价，带来利益它就是好的。

这还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实践中用传统的标准、固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

中国传统历来讲究的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这样一种对待理论的态度，思想学说和理论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别的用途，而只能用来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这是我们唯一的标准。

这个原则一般来说呢也不能说它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一个理论的好坏、成功不成功、正确和错误，我们要看它的实践效果，在实践中达到了好的效果，我们就说它是正确的理论。

当然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人务实精神的优点。

中国人的长处就在于排斥一切虚无缥缈的东西、不着边际的东西，包括宗教、信仰、彼岸这些东西，中国人都不是真正地相信的，即便相信，中国人也没有那样一种宗教的狂热或是宗教的献身精神，这个是很缺乏的。

但是他比较讲究实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较实在。

但是凡事不可绝对化。

理论和实践当然应该结合在一起，我们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是对的，但是理论和实践结合有不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层次。

最简单的层次就是“知行合一”，凡是一个理论我马上就看它能不能够和行、实践合为一体，如果它不相符合我就不管，就把它抛弃，这是最简单的层次，理论和实践结合最低的层次。

那么比较高的层次呢，恰好是知与行在一定的条件下应该互相地独立、应该有一种独立地发展。

在知的方面，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它应该有它独立发展的空间，你不要去管它能不能起作用。

比如数学，学数学有什么用?如果说它没有用我们就放弃它，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知行合一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放弃了将来的大用。

数学的用处你目前看不出来，而且有的内容也可能以后永远也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你还得研究它。

你把它研究透了、研究深了，它的用处才可以体现出来。

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接触，这和你表层的马上就可以拿来立竿见影，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理论和实践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互相独立，甚至于应该有某种程度的互相分离，体现为一种张力的形式，虽然脱离，但是它们时时保持着能够结合的一种可能性。

你可以不去考虑它当时的实际效果，但是它将来是可以有用的，它不是什么屠龙之术，学了没用的。

这是理论方面跟实践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脱离，实践方面也和理论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脱离。

有时候实践在某个时候是不考虑理论的，它不考虑认识和客观规律，它就是盲目地碰撞。

你考虑那么多理论，你可能一步都迈不开来，这也怕那也怕；有时候在实践中需要冒险、需要试探、需要实验的——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大胆假设就要有创新精神。

所谓创新精神并不是说理论上都已经给你设计好了，然后你再去做，那叫什么创新精神呢?创新精神就是做起来再说，开拓性地进行实践、尝试，然后再用理论去总结。

实践在先，这是另外一种理论和实践脱离，它也是需要的，这方面中国人也很缺乏。

中国人的所谓实践就是“践履”，所谓践履就是履行某种规范。

文武周公孔孟这些人，程朱理学，他们已经把规范制定好了在那里，主要的问题在于你是不是按照这样去做、去实行。

中国人讲的“行”是这个意思：知行合一。

知就是非要马上就可以行的，而行呢一定是按照知的规范去行，你不能乱行，乱行反而你就不是知行合一，你就是盲目地去行了。

所以中国人讲的知行合一是这样一种直接等同。

知和行，知就是行了，行呢也就肯定是一种知了。

这个到后来的心学、王阳明等人，他们就更加表述得明确了。

中国这种知行不分的知行合一，就是贴得太紧了，就没有空间了，知也没有空间，行也没有空间。

知的方面，只有给它一定的空问，科学才能够超前发展。

我等在那里，我现在不去行，但是我把东西给研究透了，那么它将来很可能会有实践上的飞跃。

在实践方面呢，我不需要等到理论论证完了然后才去做，有时候理论根本跟不上，行动在前，行动是无前提的，取决于你的意志。

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科学研究中也是需要的，甚至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那么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呢，显然里面显露出一种中西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有一种知行相分的“毛病”，柏拉图讲的根本就不是用来行动的，他的理念论有什么用?你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要这样问他，他就把你赶出去，你要讲有用你不要到我这里来，你到木匠或者石匠那里学去。

你到我这里来学的那就是没用的。

那就是些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