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的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xi。但这时实现这一转化的还只不过是“个别自我意识”,就连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也被归结为对个别自我意识的存在的证明 xii。马克思此时还只是通过突出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即“个别自我意识”环节来摆脱黑格尔体系的束缚,他与布·鲍威尔的主体哲学基本上还站在一条战线上。不同的是,鲍威尔认为主体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仍然保持自己为一种高高在上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因而归根结底仍然停留在黑格尔哲学和一般 “哲学”的范围内xiii,马克思则开始意识到,哲学的实现就是哲学的消亡,或者说,只有消灭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哲学应当是一团烧向现实的火焰”,燃尽自己,改变世界。
二、从《莱茵报》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1842—1843年)
马克思在与《科伦日报》的179号社论论战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哲学是不是也应该在报纸上谈论宗教问题?”他实际上是问:哲学应不应该干预政治? 马克思回顾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 ———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xiv然而,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xv,“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但这时人类的许多其他活动领域早已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xvi。而在今天,已经到来了这样一个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xvii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从来都在干预着政治,但却保持着孤立主义的外表,他的任务则是揭露哲学的这一实践性,从而达到哲学对自我否定—自我实现的自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正式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xviii,指出消灭哲学并不意味着取消哲学,而意味着“把哲学变成现实”;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而不消灭哲学本身,也不可能使哲学变成现实;所以“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己。”xix
这个时期的特点在于,马克思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和鲍威尔兄弟彻底分手,明确提出哲学在实现自身的现实实践过程中不仅是使自己受到“损失”,而且是要“消灭”自身,使自身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环节。这不仅是因为哲学本身所具有的自我意识的内在否定性和自我矛盾性,而且更是因为, 哲学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产生出来的东西,而是现实生活的产物,哲学斗争和对哲学的扬弃本身是现实斗争的反映。
三、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1844—1845年)
继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之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一时间顺序本身就表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告别黑格尔的法哲学而走向现实政治生活,然后回过头来立足于现实,以对黑格尔整个哲学进行全面的清算,这同时也是对“一般哲学”的清算。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宗教、国家、自然界、艺术的真正存在就是宗教哲学、自然哲学、国家哲学、艺术哲学”,“它们不过是它们自己的真正存在亦即我的哲学的存在之虚假的异在、譬喻、隐蔽在感性外壳下面的形式”xx。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之一, 是“证明了哲学不过是用思想表达出来的并且得到合理的论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xxi。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对哲学的批判指向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哲学就是这一异化的形式)的扬弃,在现实中则是指向对私有财产(这是异化的现实形式)的扬弃,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把真正人的生活返还给人,所以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规定为“实践的人本主义的生成” (ｄａｓＷｅｒｄｅｎｄｅｓ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ｕｓ)xxii。
通常认为,马克思是到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的,这是很表面的看法。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明确意识到自己和费尔巴哈的分歧。他含蓄地说:“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何等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跟哲学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一事成为必要,关于这一点,读者从我的论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xxiii不过,从实际的表述来说,的确也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才明确地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家的“感性直观”提升为实践家的“感性活动”,即现实的“实践”、“革命”、“批判”活动。在马克思看来, 真理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xxiv。马克思对一般哲学的扬弃至此就达到了最后的完成。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马克思扬弃德国古典哲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