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客观世界有现实的改变。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把后半生绝大部分精力投入《资本论》的撰写、投入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入研究的缘故。

人们往往把《资本论》看作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把马克思看作一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这是一种肤浅的观点。实证科学包括国民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把一切对象定量化、精密化、数理化，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也是有关人的科学被异化的典型表现。但这种问题不可能通过道德义愤来解决，而必须深入到这种异化的内在机制，从根源处挖掘出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秘密，并揭示其自身矛盾及自我扬弃的契机。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比国民经济学家更为精密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的形态尽管如此压抑人、摧残人，但其根子还是来自于人对自由的追求。人力图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即实现为对象)，而这种对象化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就成为了异化，人自由地使自己成为了不自由。正因为如此，这种异化的扬弃之路也必须从这种异化本身中开辟出来。资本主义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它通过高效率的工业生产而为自己的被否定提供了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研究，本身不能不采取实证科学的形式，这是由研究的对象性质所决定的，但这并不说明马克思无条件地赞同这种方式，去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完全归结为这种量化的模式。相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规律的研究，阐明人的感性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由内涵丰富的具体的劳动蜕变为单一的抽象劳动即“社会一般劳动”，由此形成商品的价值尺度，并反过来以这种一般尺度来规定劳动本身，形成劳动力的价值与剩余劳动价值之间的分离甚至对立。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本质中的社会普遍性得到片面发展的表现，它压抑和剥夺了其他方面的发展。随着这种普遍的人的自由权利的获得，它的抽象性和虚假性也就越来越暴露无遗，劳动者从各种旧的封建人身束缚下解放出来，却发现自己自由地落入了资本的魔掌，他逃不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规律。然而，普遍的公民自由权利毕竟使无产阶级具有了使这种自由权利不是停留于抽象形式、而是进一步在感性生活中实现出来的前提条件，引发了他们对这种现实自由的强烈要求，并给他们提供了追求真正自由的感性手段——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联合。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该书的副标题)，本身具有一个批判的维度，它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包括定量化、精密化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应当被扬弃的，必将随着人的本质力量不可定量的感性丰富性之全面恢复，而下降为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而且不再是占主导的方面。从这个立场看，《资本论》所研究的其实并不是物，而是人，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物化”和这种物化的扬弃之途，因而它实际上是经济学一哲学。虽然这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

种研究只能运用“抽象力”①，但它时刻考虑的是客观过程的感性后果和人性后果。《资本论》论述的本质上是感性的人学。

既然马克思心目中的人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人，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异化形态的研究，也就不仅仅是对某一特定时代的人性的研究，而是对这种人性是如何历史地形成起来的研究。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本性中的自相矛盾性暴露得特别明显深刻，因而站在这个高度去回顾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会对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和一种逻辑的理解。这就是由黑格尔最先提出、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加以改造和发挥了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这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哲学在方法论方面的最重要的特点。

三、方法部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的学生，即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同时又表明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和颠倒，克服了它的神秘主义的形式，使之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地上，发挥了它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的革命作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从形式上有“三大规律”的说法，即量变和质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但所有这些规律从内容上说都是为了表述历史进程的，而不只是单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的方法(当然也不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冲突，而是层次上更高)。所以，要防止把这种方法理解为一种与人和人的社会历史相脱离的客观世界的抽象运动法则，或对这种法则的熟练掌握。辩证法当然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但这个客观世界并不是与人无关的物理世界，而是作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的感性世界。这个规律只是对于研究者和描述者而言是“客观的”，而对于在人之外现存的客观世界来说，它反倒像是“主观的”和“先验的”方法，似乎是研究者运用抽象力“加在”客观事物身上的。但正因为如此，它并不是肤浅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历史进程，而是深入于这个历史进程的本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自己的方法作了一番描述。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具体到抽象，一种是从抽象到具体。前者是历史的方法，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和概括出一般概念；后者是逻辑的方法，立足于最抽象的概念，按逻辑层次一步步整合历史事实，使抽象概念越来越上升到具体。前者是以往经济学家们的实证方法，它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而只是一些经验归纳的事实描述；后者则“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②；只有按照这种方法才不至于停留于表面现象，而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规律。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