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再看看儒家。

众所周知，儒家“名教”肇始于孔子。

孔子认为“为政必先正名”(《鲁论》)，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

这段话包含两重意思：1．“名”是为了政治上的实用；2．作为政治实用的重要工具，名具有核心作用，一切礼乐刑罚均以它为前提、为标准。

由这两方面，后来就发展出了法家的“刑名法术”，“名”就成了“法”。

也正由于这种政治含义，名也被直接等同于“礼”，即“名分”（3）。

中国古代很多术语都有种越来越伦理化、政治化的倾向。

如果说西方语言中隐含着某种“逻辑本能”(如克罗齐、伽达默尔所云)，则中国语言中包含的是“伦理本能”或“政治本能”。

由此观之，真正与西方“逻各斯”的本义接近的还不是“名”，而是“言”。“言”没有伦理政治含义；但正因为如此，它就处于比“名”更卑微的地位。“名”的重要性本来只是作为政治实用工具的重要性；“言”被夹在“名”与“事”(实)或“行”之间，即没有名的工具作用，又没有事或行的目的性质，就更只是一种外表呈现的可疑现象了。

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公治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并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这方面，儒家与道家是完全一致的。

正因为孔子的“名”与“言”有这样明显的不同，所以在孔子那里便产生了一个表面上的矛盾：一方面，他强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名分”要确定、分明，不得含糊混淆，另一方面，他连自己核心范畴“仁”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概念都没有确切的定义，而是随不同的提问者和问题、场合予以不同的解释。

但这种矛盾只要懂得了孔子“名”与“言”的区分也就消除了。“名”是确定的，“言”则是灵活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李氏》)，“名”是外部形式、礼节和“面子”，“言”则是对“名”的解释或体会；名是严肃刻板的，言则是意味深长的。

中国古代伦理制度等级森严，思想文化诗意盎然，唯逻辑的确定性被冷落窒息，于此已可见其根由。

以诗为喻的表达方式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般都被限制在文艺宗教范围之内。

当然也有用来讲哲学的(如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秘主义及近代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但并不干犯逻辑的事务。

而中国古代哲学则一直将诗喻、类比和“能近取譬”视为一条最重要的证明手段。

这诚然避免了如亚里士多德那种使语言抽象化、形式化的毛病，保持了语言本身与人生体验的丰富关系，但同时也使语言一直停留在朴素的无定形阶段，成为“气”一般捉摸不定的东西。

往往对一个概念名词注者纷起，莫衷一是，往复辩难时常陷入言辞之争，无法交流，难以发现真正的矛盾和互相促进。

这就极大地阻碍了人文科学的发展，那极其丰富的人生体验也由于没有确定的文字记载下来、传之后人，许多都白白地流失了。

对于“名”与“实”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言”与“意”的关系)，中国古代各家各派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这就是认为“名”要符合于“实”(“名副其实”)，“言”要不损害“意”。

主张名要符实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现；1．当“实”因为某种原因(或因其大，或因其玄，或因其无常、易变)而不可名、或不可定名时，则宁可去名而存实，这是道家的态度；2．当“名”‘实”相错甚至相反，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时，则必须“正名”。

正名也有两种：一是针对实而建立与之相当的名，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特别是孔孟的态度；二是“制名”或“定名”，然后以之作为法度来衡量实，这是苟子的态度。“名乜者，所以期累实也”，“制名以指实”，“名定而实辩”(《苟子?正名》)。

法家则将两方面结合起来：“修(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生于实”(《管子?九守》)，“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扬权》)。

不论“正名”的含义如何，上述各派在名必须最终以实为根据、为鹄的这点上是一致的。

中国哲学中没有谁认为名比实更重要、更实在乃至于倒名为实(如西方柏拉图、中世纪唯实论和近代唯理论)，就连“以名为首”的韩非，也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

其实以名为首和以实为归是一回事：正因为看重名的实效，才会强调名的重要性。

最直接阐明实乃名之根本的还是墨家学派。

墨子主张“取实予名”，认为“瞽不知黑白

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

他特别强调感性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他分为三个方面，以作为人们言谈的三个标准或“三表”：一是历代过去的经验，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二是当时多数人的经验，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三是在实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即“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这就是“言必有三表”。

后期墨家虽更强调逻辑辨析和论辩的作用(“墨辩”)，但在名实、言意关系上与墨子是一致的，即“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墨经．大取》)，“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经上》)。《墨经》的逻辑思想与西方(如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它仅仅是为了给(已知或未知的)事实“取”一个正确的“名”(“名实耦”)、以便“志行”的方法，只是为了使名实相符才要给“言”立“仪”；而正因为名、言脱离不了经验事实的个别性，因此它的证明、推理、归纳、演绎等一系列“辩说”方法的主要根据是“类比”；又正由于类比终究是不可靠的推理形式，后期墨家并未给予推理以逻辑上正确无误的信赖：“是故僻、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小取》)说一种逻辑“不可常用”，这种思想本身很难说有什么逻辑精神。

在墨家看来，逻辑只是实用的一种工具，而且只是一种次要的、辅助性的工具，即“辩说”，而不是有关认识规律、必然性和真理的学说，也没有什么普遍性。

假如不用逻辑、不讲“名言”也能达到实用目的，那么这一套东西全都可弃置“不用”的。

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倾向于认为逻辑离不开它所反映的对象，但第一，他认为正确的逻辑必然反映客观对象④，不能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