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层面纱的掩盖之下越来越深。

你无法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究竟讲的是什么，你以为你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这个老祖宗都搬到中国来了。

实际上你跟他根本就没有形成对话，也没有达成理解。

所以我们讲这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是简单化的，是实用主义的理解。

那么现在呢，是跨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从本世纪开始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当然从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了，现在是处于第三个阶段的起步的时候。

所以我这篇文章呢，主要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来写的，就是要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已经吸收了的那些西方文化的观点里面，揭示出来它的一种文化错位，实际上是不同的，实际上跟西方原本的那种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已经从西方的原来的意思里面理解到了一些原本的东西了。

当然是不是这样还有待于读者的评价，但是我自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以往对西方哲学的这样一种解读，里面充满着文化错位。

要把这一点指出来，所以我选择了十个例子，这十个例子是我认为最有影响的十个例子。

当然大家都还可以自己去选，几乎在每个领域里面我们都会碰到这样一些例子。

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博士生答辩的时候，开题报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

每次凡是涉及到西方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每次都要提出来，这跟西方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有什么区别?你能不能指出来?你谈的这个，你所引进的这个外来语，这个概念，这个名词，跟中国本土固有的那种理解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几乎是每次都要碰到这个问题，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棘手，难以对付。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研究生思维的习惯、惯性还在。

我们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经常就是这样的，找一个西方的什么东西来跟中国的什么东西来比较比较，来拉拢拉拢，这就是一条捷径啊。

很多论文是这样写成的，走捷径呀。

好像很新，因为你总能拈出有某个问题是人家没有把它放在一起来谈的。

西方人是绝对没有这样做的，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东西嘛，中国人这样做的也不多，相对于面临的大量问题并不多。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呢，是非常表面的，要更进一步，就是要挖掘出背后的差异。

那这十个例子呢，我大体上是按照时间来安排。

首先是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接受，我称之为“选择性的接受”。

严复在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时候，他就有选择性。

这是我们近代一百年以来，可以说是思想引进的开山之作，就是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

很多思想上的斗士或者是革命志士、或者是理论家、或者是哲学家、研究的学者，都是在当时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

因为这是最新的思想，他们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新的，当然在西方已经不新了。

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经提出来了，在严复那个时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了才把它翻译过来。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严复把它翻译为《天演论》，他依据的原本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上堂课我们已经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我们这要提到的就是说，“进化论”的思想或者说是“天演论”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里面，是有它的根基的，我们不要以为完全是新的东西。

当时的人以为完全是新的东西，我们引进了一种新思想，给我们以巨大的震动，振聋发聩。

实际上呢，我们传统的典籍里面已经有它的根基。

比如说，儒家的“公羊三世说”。

比如说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就是以“公羊三世说”作为他的理论的根基，再用康德的天体演化论作为辅证。

所谓“三世说”就是说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历史是这样上升式地发展的。

最开始是天下大乱，然后呢到升平世，有一个人来管理了，歌舞升平了，最后呢，达到太平世，大同世界。

大同思想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早就有这种思想，当然我们以往的理解都是朝后看的，或者说是朝以前看的，就是回到古代。

大同世界是人类的起点，远古时代就是天下为公的楷模。

我们的历史观是一种倒退式的历史观，从三皇五帝以来，我们整个历史都在倒退，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古代就好了，回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包括孙中山也是这样看的，“天下为公”嘛。

那么除了“公羊三世说”以外，还有墨家的这个“尚力论”，崇尚力量。

像墨子讲的，“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

就是说要强，要自强。

一个国家要自强，如果不强的话那就会乱了。

强呢就会天下大治。

所以首先要国力增强，尚力。

进化论被中国人理解为就是尚力嘛。

就是说你要是不自强的话，你就会被淘汰。

弱肉强食，我们像动物界一样，在这个人类社会，国家之问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关系，所以要自强。

韩非子的变法思想就更为明显了。

韩非子早就有变法思想，韩非子讲，“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与时转”就是说立法，法家讲立法，要法治，要法律嘛，但这个法律要根据什么来订呢?与时俱进，“法与时转”嘛。

我们今天讲“与时俱进”，其实韩非子早就讲了“法与时转则治”，天下就大治。

你这个法律要根据时世，根据时代，根据改变了的历史条件。

所以韩非子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

就是先王有什么可值得效法的，先王已经过去了，先王的那些圣法经传呀再好，它也是过去了的东西。

它适用于过去那个时代，但是不一定适用于今天。

所以呢，法家主张法后王，就是要按照今天的帝王，他所处的时代来改变自己的法制，改变自己立法的内容。

这就是“变法”的思想，韩非子早就有。《易传》里面也有“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观，穷则思变嘛，变才能够通呀。

要变化，要跟上天时。

读《易》你要“知时”，就是要知道这个时运、时代、时机，要把握这个时机。

我们讲，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