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应的哲学这个层次上面，再次地重复了急功近利。

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会说，实用主义以及功利主义、工具主义这种实践和理论不分，这是中国人治西方哲学的痼疾，是一个传统的老毛病。

对西方哲学研究有这样一种错位的心态，我们是以这样一种错位的心态进入西方哲学研究的。

西方哲学的研究本来的初衷就是没有用处的，作为哲学没有那样直接的用处。

后来我们意识到，总不能够考虑那么多直接的用处，我们必须首先要把它学到手。

但是一旦进入到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忍不住急功近利，还是立足于我们的既定的哲学功利，从能否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以往的哲学论证，来对西方哲学进行取舍，还一直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并不愿意冷静客观地、原原本本地进入到西方哲学中去。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严复，严复当然是鼎鼎大名的，在中国引进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先行者中，首推严复。

以往我们对西方哲学根本不了解，自从严复以后呢，他已经提出来了，西方船坚炮利的根源并不在于他们物质条件的优越，而恰好在于思想方法的先进。

西方之所以比我们强，比我们先进，主要是先进在思想方法上，包括哲学。

于是他主张大力地输入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比如说培根的归纳法。

他说：“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正以此耳。”西方人之所以能够实实在在地启蒙、开民智、启发民智，一切都那么有用，西方的科学、人文科学、社会哲学，都能够达到有用的效果，正是因为他们的方法论即归纳法。

培根的归纳法表明“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正显出了它的用处。

而中国历来强调“经世致用”的这样一种儒家学说，恰好没有用处。

强调实用的恰好没用处，在历史上它曾经有用处，能够用来治国平天下，但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它不堪一击。

为什么没有用处了呢?因为它强调的实用只是限于政治实用，而不是技术实用，因而它不重视方法和方法论。

西方的培根的归纳法在严复看起来，恰好就是由于重视方法论，所以“一切皆归于有用”。

所以严复的这个出发点是：你看西方的东西多么有用!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用的东西，哲学、方法论，你讲了半天方法论，人家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因此历来我们认为这个没什么用处，是空谈方法。

但是没想到，恰好人家后发制人、后来居上，你那些东西反而没有用了。

当然严复在这里重视方法论的掌握比只重视结果要更上一层楼。

中国的传统儒家、法家，这一套政治理论始终是只看结果，只重视效果。

苟子不是有“儒效篇”么，儒家的效果。

儒家的效果是好的，那么就是有用的，但是不注重方法。

严复注重方法的掌握，应该说是提高了一个层次。

但是这个层次呢，他的基础还是“一切皆归于有用”，终归还是要“有用”。

所以最后他是要介绍进来一种有用的方法论或者说有用的哲学，这是严复介绍近代西方哲学的出发点。

所以出于同一个目的，他大力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来激发中国人的危机感。

我们看到严复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为他的最大的业绩，以此而出名。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他却不去翻译达尔文本人的著作，而是翻译了达尔文的追随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且他把它翻译成了《天演论》，连名字都给它改了。《进化论与伦理学》，从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出，他和达尔文不同，达尔文是个自然科学家，赫胥黎是想把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跟伦理学结合在一起。

那么严复选这篇把它翻译过来，显然是着眼于自然科学的伦理学意义，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规律。

但他另外取了个名字叫做《天演论》，这名字其实不对的。

有人写过文章研究，说中国的“天”和西方的“自然”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天道”运行、“天演论”和“自然进化论”，其实这中间是不能等同的。

这且不去管它，他翻译这本书，研究者也指出了，他不是原原本本翻译的，而是“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以此作为特殊的斗争手段，来呼吁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这是黄见德先生在他的一本书《西方哲学东渐史》里面讲的。

他还说：“由于翻译这本书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学术的动机，所以在翻译上它不是赫胥黎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把它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当然我们通常认为，他这样一种做法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忧国忧民的理想的。

但是你在研究它的时候，实际上考虑的还是怎么样有利于国家的前途发展。

从主观动机的出发点来说，我们都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呢，它不是忠实的、原原本本的译本。

他甚至于把其中原来的、本来包含有的关于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的确定性等，这样一些具有哲学本体论层次的部分全部删掉了。

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空谈，没有用的东西，他把它们都删掉了。

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这些东西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的这个翻译完全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信、达、雅”，特别是“信”。

他讲这个翻译的主要、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信”，放在第一位，但是他自己的翻译把西方人看来是最重要的部分、形而上学的部分，全部删掉了，恰好不可“信”。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明显，他在翻译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他重视方法论，但是呢他忽视本体论。

方法论他还可以接受，他把西方哲学仅仅看作方法论。

但是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他不愿意译出来，没有兴趣，所以他还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

而且更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并且像斯宾塞那样把它转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来做一个类比，那么它就只是一条客观的原则、客观的自然原则，从这条原则里面将会推出一个什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