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章(1 / 1)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邓晓芒 2000 汉字|0 英文 字 5个月前

的、肤浅的理解中去。不过,这样说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方法与胡塞尔现象学就没有任何区别了。本文只简略地指出几点最主要的区别。

  1.本体论和认识论。

  众所周知,胡塞尔是从笛卡儿一康德的知性传统中建立起自己的现象学方法的,其骨子里具有近代认识论和科学理性的特点;马克思则是吸取了黑格尔辩证理性中认识论与本体论相一致的主体能动性因素,并结合费尔巴哈感觉论的唯物主义而建立其人学的,本质上具有历史主义的特点。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体系时,借助费尔巴哈的观点,揭示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基本谬误在于:他并未真正从人的“感性确定性”即直接现实的、无可置疑的东西出发,而只是把它当作不确定的、需要证明的怀疑对象,他真正的出发点其实是神学的“抽象物”〔40〕。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紧紧抓住人的异化,——虽然在《现象学》中人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它里面就潜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并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具有了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完善的和成熟的形式”〔41〕;其“最后成果”就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2〕。这种辩证本体论的根基是胡塞尔片面的、静态的认识论立场所完全没有的。胡塞尔把具体现实的存在、历史都放进了“括号”之中悬置起来。马克思则只是把存在置于感性的基础之上,他把抽象的、非感性的即非人的对象放进括号之中,并非因为它们是真正的存在,而恰好是因为它们实质上是非存在,是真实存在的异化的变形,在真实存在被阐明之前它们不过是假象或幻相。

  2.社会性和“先验性”。

  因此,当马克思用人的真实存在来解释和说明这种存在的异化物时,他并没有象胡塞尔那样依赖于“先验还原”居高临下地俯视现实生活的变样,而是自下而上地用现实本身来说明现实的规律。首先,人的本质的普遍性不是通过“先验意识”的艾多斯确立的,而是通过感性本身的社会性来实现的,“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43〕。这样一来,现实生活与普遍本质之间的关系就不是象胡塞尔所认为的那种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关系,它正是这个普遍本质由于其内在矛盾性而表现出来、实现出来的存在方式;历史不单纯是某个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的“变样”,而是人的能动性本质的对象化、异化及扬弃异化的过程。胡塞尔的先验的“时间意识”尽管也具有纯粹意识的创造性和流动性特点,但作为现实的人类意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仍陷入了康德式的形式主义的外在性和偶然性,而并不能(也不想)真实地说明人类意识的内在规律。马克思则正是通过批判这种形式主义的、无限式的时间意识〔44〕,而引出了自己的感性的、历史主义的时间意识。在这点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时间意识倒有某种暗合〔45〕。正如海德格尔反对抽象自然科学的“流俗的”时间,马克思也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异化形式的劳动时间,即作为普遍价值标准的抽象一般劳动的时间、可以精确定量化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他们都主张还原到人的生命存在(此在)的具体时间。

  3.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和“一般哲学”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也适用于胡塞尔:那种把直观现实的人和自然都置入括号中以确立某种先验的终极实在的人,在马克思看来无异于一个“认为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者”〔46〕。马克思则通过人的感性行动(实践)的“本体论证明”,而确立了人本身是直接对象性的、受动的存在物,它与其他存在物发生“关系”,成为其他存在物的“对象”。因此,“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的生命创造活动并不是什么“纯粹活动”,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或先验的“主体”,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47〕。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而正因为他是自然存在物,他又是受动的存在物。所以,针对黑格尔的纯粹思维或概念的抽象活动,马克思说:“如果没有人,那么人的本质的表现也不可能是属人的,而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成是人——这个生活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中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属人的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的表现”〔48〕。因此,与胡塞尔(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同,马克思的现象学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现象学。

  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谈到人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谈到人的眼睛、牙齿、耳朵等等器官时,决不只是从单纯自然科学(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谈的,而是同时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49〕)的意义上来说的,是当作人的感性的、类的、社会的器官来说的。正因为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在他这里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不说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或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现象学,而宁可表述为“唯物主义(性质)的“人学现象学”,或具有“人学现象学性质”的唯物主义,亦即感性的、实践的和历史的(这三个词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互换的)唯物主义。因为毕竟,“感性”在马克思那里才是一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

  我以为,对人学的这种现象学唯物主义的理解,正是马克思的人学与以往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人学的根本不同之点。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我在《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一文①中曾说过:"中国哲学对语言的追索可以说是一开始就自觉到了的,但也是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语言本身或使语言为政治服务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谈不上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