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和拒绝，要求个体既不象儒家那样对血缘共同体(社会)敞开心扉，也不象道家那样对大自然展示赤诚，而首先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person，即面具)和封闭的精神世界，以这个世界(小宇宙)为基点、为依据而对自然和社会的现实进行判断和抉择。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照顾你的心灵”，近代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和“道德自律”，是个体精神在西方哲学中的经典表述形式。
然而，在一般的意义上，西方哲学仍将这种精神个体的存在视为人的自然(natura，又译本性、本质)，只不过这不是那种被动的、 “被自然所造成的自然” (natura natlarata)，而是能动的、“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a natllrans)；换言之，人凭自己的本性(自然)为自然界立法，这种立法性的自然便不是现成的外部自然界，而是超越外界自然的精神本体，即自由意志。 这种理解，为我们从根本上改造道家哲学提供了某种启示。
道家哲学的自然，历来是不被任何东西所造成的、“自然而然的”自然，但同时也不是创造性的自然。 因为所谓创造，无非是将原先没有的东西造出来。 道家的自然之道虽然“先天地生”、为“万物之母”，但这种生殖和生养仍然是一种自然行为，而不是真正的创造。 在自然中，唯有非自然的行为即意志行为才谈得上创造，也才谈得上真正的能动性和自由。 当然，道家的自然也不是被造成的，而是“自生”、“自动”、“自为”的，但这都不过是“自然”的同义语。 因为自然本身及其非创造性、非人为性是道家的第一原则，一切产生、行动和作为都被归结为“自然而生”、“自然而动”、“无为而为”，即归结为非创造性。
因此，道家自然原则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便体现为对一种超自然的自然、创造自然的自然的体认，这种创造自然的自然，只有在对本来的大自然的否定、分裂和对立中，才能回复到真正的自然本身。 这便是对自由意志的体认，它不是放弃自身的意志而“听其自然”、“无为无欲”和“坐忘”其身，而是执着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并开始着手自已个体精神世界的筹建；它不是在想象中沉入自然母亲的温暖怀抱而自得其乐，而是正视人与自然相撕裂的痛苦，经历这痛苦而将自身潜伏着的可能的自然(本性)实现出来。 由此可推出一条原则︰凡是自然的，都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才是真正自然的。
这一原则与传统道家和儒家精神有根本的区别。 道家将自然原则本身混同于自由原则，其自由是取消人的意志和欲望、将人消融于自然之中的自由，因而不是摆脱自然律的自由，而是摆脱自由意志的自由。 这种无意志的自由在想象中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实际上是使自己认同于自然界的冰霜雷电山崩地裂、通过移情和自居作用变换掉了自已的人格的结果。 儒家则将自由原则混同于必然原则，以对既定礼法规范的自觉服从来充当意志自律的道德自决作用，但这种礼法规范本身却是自然天定的，他律的，而不是从自由意志中推导出来的。
所谓“凡是自然的，都是自由的”，并非把直接的自然界当作自由精神的产物(如黑格尔的宇宙精神)，而是说，一切自然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人的自由意志的行动、创造或实践活动才产生出来，才被纳入到人和自然的本体性统一中来。 离开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的自然，只是抽象的自然，只是人的世界的材料和基质，人不应当无条件地消融于其中。 这种自然不是真正的本质(natura)，而只是尚未展开的潜在的本质。 自然的本质在其真正的展开中将表明它其实是自由，它将以体现为人的自由创造活动并预先为这种活动提供出基质的方式，展示出其最深刻的自由本质。 换言之，自然(natura)的本质(natura)，或本质的自然、作为自然的自然，无非是自由。
所谓“只有自由的，才是真正自然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人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他集一身而反映出自然界的全部本质和最高本质，因而人、人的精神和自由意志体现了自然本身最内在、最深刻的本质属性。 自然的其他属性，如广延性、时空性、运动及其量度，都是自然向人生成的外在形式，都只有在趋向于人、服务于人、成为人这一绝对目的的手段时，才具有本质的(naturM)意义。
因此，不应再象传统道家那样使人消融于自然主义，而应该使自然服从于人本主义，而这才是真正彻底的自然主义，即本质主义。 人对自然的亲切感和家园感只有在人对自然意义的创造、即人对自身意义的发现中才是真实的。 人通过自然所发现的无非是人自身，只有人、人的活动和创造化，才使自然更加是自然(本质)，才产生出本质的自然或自然的自然。
这就是新道家的原则，即真正自然的原则，它的至关重要的、带根本性的革新在于将自然天道理解为一个能动创造的过程。 天道不再是无为，而是有为。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将圣经上的“太初有道(Logos)”翻泽为“太初有为(Tat)”，从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行程；同样，我们今天也必须将老子的“道”提升为自由意志的绝对能动性，以适应现代世界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这种能动性将体现为真正的“潇洒”。 但并不是因为它对一切屈辱的处境满不在乎、不改其乐，而是因为它投身于时代的激流而摆脱了自身的情性；不是因为它在一定条件下有机会支配外在的物质力量(金钱、权力等等)，因而“出手大方”、“派头十足”，而是因为它绝对地有权支配自己的行为并对世界作出自己个人的评价和选择。
这种能动性将驱除道德的伪善，但也不是退回到野蛮和“痞”，而是将由本身建立起崭新的道德法则。 因为自由意志一旦超越于自然(包括人的情欲等等)之上成为绝对的能动性，它便只可能受自己的制约，即成为“自律”，因为自由意志只有在受到自己制约时，它才仍然能保持自己为自由的，因为它虽然是被制约者，但同时又还是绝对的制约者。
这种能动性将不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遁世，而是只有在作用于现实、改变和创造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真正体现出来；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