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概念不再只是日常感性的任意性，而成为一种个人精神对普遍性的无限追求，这就为现代自由人格的形成奠立了最深的根基。

路德“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这种僧侣不是教会的僧侣，而是唯灵论的、个人主义的僧侣，他孤独、阴郁，丝毫不顾及世俗的压力（因而显得十分自尊），苦苦思索着自己唯一115的天职——争取自己的精神自由。

这就为自由意志概念跃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即意志自律层次提供了一个阶梯。

如果说，西方人在把道德生活奉为最高精神生活的时候，其伦理学说的核心问题是自由意志问题的话，那么如此注重道德生活的中国传统哲学对待自由意志却很少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

对于善、恶产生的根源，西方人追溯到人的自由意志，中国人则追溯到人的“性”，即天生的本性或自然素质之上。

儒家传统自孔夫子以来，就将外在的礼法规范内化为人的自然本性的要求，诉诸人本原的心性；这心性在他们看来本身是一种完全确定了的东西，而决不是什么不确定或不可规定的东西。

孔子所谓“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并不是说我有行仁义的权力，而只是说我有行仁义的天性或天赋能力；不是说我可以行仁义，也可以不行仁义，而是说，只要我凭自己的本性行事，无需任何外在条件，我就必然会行仁义。

我们已讨论过孔子的“我”、“己”与“人”相对立的含义，这里的意思也正是在与“他人”、与外在的非自己本性的环境条件相对而言的。

所以，“有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则”，也是说不用他人或客观条件的帮助，人凭其本心即可为仁。

这个意思在梦子那里说得更明确。

孟子认为每个人天性中就已包含着“仁之端”、“善之端”，只要他不蒙蔽或戕害自己的本性，他就会自发地怀有仁心，而根本用不着什么自由意志。

相反，人在行仁义时若能达到浑然不觉、无意为之的境界，才真正是仁的极致，成为了“圣人”。

这就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这个意思。

也许有人会说，孔孟讲修身养性，讲志气不可夺，“不得志独行其道”，至少是反对随波逐流，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自决性的，这不也是一种自由意志吗？但问题在于，这种“自决性”最初并不是自己决定的或本原自发的，而是由天生的本性和天道预先规定好了的，人的意志只不过是坚持自己的这种被规定性，从根子上说并不是自由的，而是一开始就无可选择的。

当然，本性好的人也可能不坚定，可能自暴自弃、堕落和犯罪，但这被看作本性受到外来偶然环境的影响和腐蚀的结果，也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

总之，自由意志在人的善、恶问题上并没有根本性的作用。

比较重视人的后天的自决和选择能力的是荀子。

荀子主张“性恶”，116讲后天人为的“化性”，这是以“心”的主观能动作用为根据的：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

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

故曰：心容其择也。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

在这里，“心”具有一种或“受”或“辞”的选择能力。

然而，这种“心”本身仍然是一种“性”，是一种与“天情”“天官”相并举的“天君”。

作为“性”，它自身就是恶的，是“好利”的，因而按照荀子的逻辑，单凭心的这种自决能力和选择能力，如何能够自发地“化性起伪”而走上善道，就成了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他竟没有发现，要通过这种恶劣心性的选择能力来改恶从善，唯一可能的方式不是在恶与善之间的选择，而只能是在恶与恶之间选择，即在合理的恶与不合理的恶之间选择，从而初步建立起“人为的”善来。——这就是西方智者派和“合理利己主义”的思路。

但荀子的意思，恰好是想通过心的选择直接地弃恶从善，这样一来，恶劣的心性如何能凭自己自由地选择善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所以必须有一个外来的“圣人”来对人进行“师法之化，礼义之导”，而心的自决作用在这里便失去了它的“出令而无所受令”的本原自发性，它取决于外在的偶然条件，如圣人出生的早晚，听到圣人教导的机遇，乃至圣人教导本身的说服力等等。

可见，人的心性只有在“圣人”的权威支配下才能实行其“人为”的“化性”作用，它徒有自由意志的“自决”“自择”的假象，而无自由意志自发的“原因性”的实质。

至于“圣人”如何能不像一般“人”陷于自己的恶劣本性而不可自拔，却凭自己的好恶而“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这就更是荀子无法解释的一个奇迹了。

他只是笼而统之地说，人类由于各争其利而导致天下纷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为什么圣人，先王就能超越人的恶劣本性，不是自己加入纷争，而是制定出消除纷争的礼义法度？难道唯独他们“不是人”？为什么唯独“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是不是只有他们才是天生的“性本善”，因而不需人为的强制就能行善道？117荀子上述自相矛盾的根源在于：只要人们从人的天然或自然的心性的规定出发，不论他将这心性规定为善还是恶，他都是从根本上取消了自由意志的不被规定性，而把人变成了某种自然“物”。

在这里，自由意志的自决和选择，归根到底是先天地被决定并无可选择，因而它只能体现为一种“磁石的自大”，即自以为它的指向北极是“自由的”。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大加发挥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而这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但前提是：“我是仁人志士”。

我先天地是“仁人志士”，所以我不能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不是说，我选择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因而才能成为仁人志士。

在孔孟看来，一个“仁人志士”便决无舍义而偷生的可能，凡舍义偷生者，都是先天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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