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最落后、最没有文化的角落，与一个最无能最懒惰、最为人瞧不起的汉子打打交道，你常常会惊异地发现，他满脑子的“知足常乐”、苟且偷生的观念底下，透出来的竟是无法无天的“皇帝梦”！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数千年来的皇权思想和“取彼代之”的欲念之连绵不绝，实在是因为有这亿万“唯一者”做它丰厚的孳生土壤。这又是一种“相对和绝对的辩证法”。遗憾的是，其中的绝对的“我”永远是一种飘忽不定的虚假幻象，它并不以是否真有机会做上皇帝、成为“唯一者”为转移。

西方人也讲“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或“自我产生非我”，也讲“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但这种“我”或“唯一者”总有其确定不移的立足之处，或是感觉，或是思维，或是创造力、天才，或是自由意志。正因为如此，“我”总是痛苦地面对着现实世界的“非我”，它必得承认别的具有同样立足点的“我”（你、他）的存在；你与他不仅仅是我的手段，同时也必须成为我自己的目的，因为你与他不得到确立，这本身就意味着“我”没有确立，意味着一般“人”没有确立。因此西方人的“我”总是作为一般的“人”而确立起来的。但中国人的一般“人”的概念是一种无私、无我的概念，中国人的“我”也没有一般“人”的含义，它在表层意识上是有99待于一般“人”来吞并、来消灭的“私心杂念”，在潜意识中却总是超出一般“人”之上的独夫。在中国语言中，自古以来“人”与“我”这两个词就有一种独特的用法，即用作一对反义词。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可见，“我”不是“人”，“人”在此意味着除我之外的一切“他人”。这在西方语言中是没有的。在西方人看来，我与人的关系就是很平常的人与人的关系，爱人即包括爱我，正我也体现为正人，人我本没有必要对立起来，我既不低于、也无必要在道德上凌驾于他人，因为人我关系首先并不是道德的事，而是世俗法律的事。西方人的道德并不以我为中心，而是以超越于我和一切人之上的神为中心。所以他们在谈道德时首先不谈人我关系，而是谈人神关系；即使谈及人我关系，也总是作为神所规定的“人人关系”来谈。这种人人关系要成为道德的、正义的，并不需要中国人爱讲的“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之类没有普遍适用性的相对规范，只需在人与人之间达成“约定俗成”的“契约”就行了。这种契约简单明了，有普遍适用的标准，它不逼迫每个“我”拼命超越别人、凌驾于别人之上去做唯一的道德“圣人”，也不给伪善者留下以“我”之欲强以“立人”的余地。所以，西方原子论式的唯我主义看似注重“私德”，其实倒更能维护“公德”；中国人要求每个人成为大公无私的“圣人”，推崇“修齐治平”，结果反倒以修身的私德吞并和包容了“平天下”的公德，整个社会的秩序都系于圣王或独夫的一念之间。西方在利己主义泛滥最烈的罗马帝国时代形成了相当严密的公民私法（罗马法），中国人在数千年大一统帝国的延续中却并未因前赴后继的忧国忧民之士而建立起完善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体系。即使在“天下平”的时代，每个个人、因而全体国民也都处于没有法律保护、随时可能被侵害、被剥夺、被侮辱的状态。阿Q的“唯我独尊”正是建立在这种传统精神上的。从表面看，阿Q精神、特别是“精神胜利法”似乎更多地带上庄禅哲学的印记，然而实质上，它更内在地渗透着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即在道德上把“我”、“己”看作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绝对尺度、精神帝王。这是阿Q精神的绝对命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使得自己的精神永远超越于别人之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100名言，通常人们注意的是它将产生的道德后果，因而对之备极赞赏；但却忽视了它的道德原则，这就是它后面隐藏着的精神贵族式的自傲心理和唯我原则：它是以帝王对自己的社稷的忧患之心来对待天下兴亡事，起码也是一个忠臣（帝王的手足）对帝王思想的认同体验，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这种方式，每一个平民百姓都很容易使自己进入帝王的精神氛围、思想立场，在忧患中获得一种精神上升华了的满足感。

这种唯我独尊并非真正的对人、对黎民百姓的尊重，这种以天下社稷为己任的胸怀并不体现为对一切人平等看待，而是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甚至暗地思想作“帝王师”，并渴望一次得到帝王的赏识。这种人看不起别人，而在自己未达到权力的顶峰之前，也看不起自己，以为他看不起自己和别人所共有的“人”性。可是一旦他大权在握，则立刻不可一世，把自己视为无所不能、具有最高智慧和道德水平的“圣人”。这种妄自尊大其实就正潜藏在他的自轻自贱之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将自己视为“非人”的同一条原则的两种表现而已。人的尊严的真正基础，是人的始终如一的自由意志能力，即“自律”。但阿Q精神的这两大特点，即外部的相对主义和内心的绝对主义，不论哪一方面都不具有自律的根据，因而都没有达到人的尊严的层次。相对主义是一种“他律”，是丧失自由意志而对环境无条件的适应；妄自尊大的绝对主义则是“自”而不“律”，即要排除一切普遍适用的规律而崇拜偶然性、屈服于自身的偶然性，“我”在此并非某种一贯的原则，而是一种对他人意志的抽象否定和抹煞。

自律是自己表演自己，表演与表演者有内在的一贯性；阿Q的“面子”也在表演，但并不呈现出自己，而是向别人也向自己掩盖自己，在自己与表演之间有一个断裂。由于在表演时看不见自己，因而自己一方没有什么可以出来支配表演，表演纯粹是外在的、由外部环境、名分、礼法规范所操纵的一出傀儡戏。这一点，也许只有那些讲究旧式排场礼节的新婚夫妇体验得最真切。他们按老派规矩迎亲、拜堂、敬祖宗、入洞房，机械地忍受长辈和媒婆等的一应调排和